Two Funerals in Guangzhou

廣州的兩個喪禮
----方蘇
(刊於《信報財經新聞》2008年8月29日)

十年前，1998年年初，廣州的異母兄長來電說：老父進了醫院，相信你要回來見一見他。我這個兄長向來沉默寡言，如無要事，絕不會這樣找我。他不必在電話上多說什麼，我已知道老父病情很嚴重，於是匆匆趕往廣州。我那時仍在編雜誌，雜誌社人少事忙，抵穗後到醫院見老父神智還算清醒，甚至要求下床散步，於是我第二天就趕回香港出雜誌。回來之後沒幾天，廣州又再來電，告知老父去世的消息，我要返穗奔喪。
那是我第一次到廣州去奔喪。喪禮的過程，我回港後曾經向一個很難得的聽者講述過，就是決意寫作的黑楊，她說那是很好的材料。後來，她果然把材料寫進她雙語出版的非小說《上一代》裏：
「喪禮很短，很簡單。十五分鐘，也許連十五分鐘也不到。來了十幾個親戚。大家在靈堂門口等，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，才見棺木推出來。棺木很簡陋，只有個樣子。接着有人出來宣佈：方平灼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現在開始。那人按了一下鈕，響起了哀樂。殯儀館是國營的，播的哀樂和國家領導人喪禮上播的一樣，不過只放了十幾秒鐘，隨即向遺體三鞠躬，大家鞠完了躬，那人接着就宣佈禮成，清場。」
在這段序事之後，黑楊還加了句很傳神的記錄。她描述，我說得很慢，「好像這些話說不出口。令他不安的似乎不是他父親的去世，而是喪禮太草率。」
十年後，也就是今年年初，又傳來消息：我廣州的異母兄長的母親病重進院。我隨即打電話給異母兄長，他說人剛辭世，他正要打電話給我，我撥電比他早了幾秒鐘。幾天之後，我第二次到廣州去奔喪。
　　前後十年，兩次喪禮，我並沒有存在着不切實的奢望，但仍希望會有改進，不至於像上趟那麼令我不安。然而，現實卻是，司徒玉女士的喪禮與處理方平灼先生完全同一模式：儀式同樣是很短，很簡單，同樣是十幾分鐘。到場的親友同樣是站在靈堂門口等。進了靈堂，同樣是有人出來作同樣的宣佈。跟着是同樣的哀樂，同樣是十幾秒鐘，再跟着就是三鞠躬，禮成，清場。
和十年前不同的是，如今火葬場是新的現代建築，不再是當年的土平房，靈堂當然比較光潔，弔唁的花圈比較齊整，棺木也遠比以前像樣。十年前，殯儀館和火化的設施分在兩地，如今是併在一處，遺體不必再用車運送。「靈堂地下有路軌，遺體從地下直接送到火化爐去。」清場時，一個到場的親戚這樣告訴我。
火化設施是新的，全自動化，比十年前快速得多。可是，除了硬件現代化了，效率提高了之外，給我的感覺是同樣甚至是更加的非人化。
　 我必須承認，我和父親的關係很淡漠，和我同樣叫做「阿媽」的非生身母親的關係也很淡漠。我十一歲離開廣州，生母把我接到香港，之後我甚少到廣州去。　　我父親脾氣暴躁，極難相處，他所有子女都怕他。其實，在五個子女中，他對我算是最優待的了。他從不阻止我學畫畫，我未入學他就設法給我紙張和鉛筆，我喜歡畫什麼就畫什麼。他還帶我到廣州的兩三家美術館去看畫。我很遲才知道，他在抗日戰爭時曾在國民黨政府的軍隊中做事，在一個軍需處當過職員。他戰後多數時候投閑置散，共產黨建政後留在廣州。大概是過於鬱悶，他脾氣愈來愈暴躁。我進小學之前，我母親離開廣州，到香港找生計。其後，鄉間的另一個「阿媽」搬到廣州來，我和仍很幼小的一兄一弟就由她照顧，直到我移居香港為止。雖然我和她關係淡漠，但仍應感念她照顧了好幾年，尤其是那幾年遇上了大飢荒。
也許是因為父親從不阻止我學畫畫，我見了他最後一面，回港就把見面時的印象描成了一張速寫。速寫當初畫在小紙片上，之後描到圖畫簿去，再之後畫成粉彩，最終畫成了水墨。我最後看他時，他雖然神智還算清醒，但已很虛弱。見到我，他顯得有點緊張，有點激動。我見他臉色灰黃，滿眼紅筋。他要求下床，我們扶他起來，但不敢讓他走動太多。我後來知道，那天是他入院後狀態罕有那麼好的一天。我還記得，在他喪禮那一天，棺柩出來時，他的遺體有隻眼睛沒閉上，嘴巴也是張開的，殯儀館的人花了點工夫，拉下他的眼瞼，合上他的嘴唇。
畫了父親的粉彩後，我覺得似乎也應該給另一個「阿媽」作一張畫像，以誌感念，於是先畫了粉彩，後來也畫成水墨。水墨的版本我存放了幾年，有一次我早已移居海外的異母姐姐回港，我給她看她母親的畫像，再由她把畫像帶回廣州去。
今年初，第二次到廣州奔喪後，十年前那次喪禮給我的不安感覺又再纏繞心頭。我父親活到八十六歲，另一個「阿媽」去世時九十多歲，論年壽，很不容易，論生平，也可說歷盡坎坷了。兩個人的喪禮，第一個我覺得是草率，到第二個更強烈的感覺是非人化。我不認為人死了要搞風光大殮，對繁瑣禮俗也無好感。我知道令我不安的是什麼原因，就是在那種社會環境中已經失落了的對人的生命的尊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