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介

文化密碼 圖像因緣
----方蘇
(2008年5月17日<信報>文化/書評版刊出)

近日接連收到兩本新書，兩本都是寫香港。其中一本的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李歐梵(現於香港中文大學為人文學教授)，書名叫做City between Worlds: My Hong Kong。這書名該怎麼翻譯，稍後再談，首先我要申報利益，因為這本書收錄了我一張圖片。
那是去年八月的事，李教授告訴我，他寫了一本有關香港的書，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，編輯提議插圖包括一點本地藝術家的作品，因此他想到了我。我隨即和他的編輯電郵聯絡，提供圖像，然後編輯選定了圖件。
收到哈佛寄來的贈閱本，可以理解，當然是首先翻尋自己的作品的「芳蹤」所在。由目錄看去，見到最後一章名為City and Country (此城此國)，相信應該是收錄在那裡，再翻下去，果然發現，就在那一章的最後一頁，可以說是敬陪末席，也可以說是成了壓卷之作。
拿起了書，順着自己的老習慣隨手翻看，發覺此書讀來一點也不費力，全書八章，我居然可以一口氣看完兩章。這本書能夠reader friendly(與讀者為善)，和作者選擇的表述方式有關，他採取城市漫遊的辦法去論述香港，起步的地點是舊香港的域多利城(Victoria City)，亦即今日的中上環一帶，然後是中環的商業中心區，之後是灣仔和山頂，再之後是九龍和新界。可是，讀者不要誤以為這是一本導遊冊子，這本城市漫遊最重要的內容是從人文觀點去評述香港的文化和歷史。當然，作者開筆之前也事先「表明身份」：他並非生於香港，並且曾經旅居美國三十年。但由他來寫這本書，卻正好因為他長於台灣、留美治學、再以港為家這種「三重背景」，提供了與香港本地土產或某些殖民地遺民不同的觀點和看法。
因為香港由經歷百多年的殖民統治轉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「特別行政區」，作者此書的一個重要「使命」，就是探尋香港有何「特別」。從人文學理出發，他當然由歷史和文化去求索。在城市漫遊中，他很努力地尋找香港種種過去和至今尚存的文化現象，例如他引領讀者去行中上環的石板街、嚤囉街、舊差館和露天街市, 還提到一些老街道的譯名所潛藏的「文化密碼」：Shelley Street，些利街，些少利益；Peel Street，卑利街，卑微的利益；Hillier Street，禧利街，慶幸有利。他提到的這些路名，令人想到附近的乍畏街(Jervois Street，欺乍?畏懼?)和鴨巴甸街(Aberdeen Street，鴨巴?雞巴?癲?)。他也記述了一些正在消失或隱退中的事物和港人的一些集體回憶，例如香港雪廠在中區雪廠街頂僅存的舊建築(今日藝穗會所在)，曾被視為罪惡淵藪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，當然還有前年底才被特區政府拆得屍骨無存的舊天星碼頭。
這本書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六章城市漫遊之後的第七和第八章：「香港的生活方式」和「此城此國」。
香港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應該大書特書，就因為這是中央明文立法特別許諾不予改變的東西。書中對港人生活的四件大事：食、衣、住、行，都作了評說，還提到了港人的工作方式和玩樂方式，而且不僅是當年中央巨頭所說的「馬照跑」和「舞照跳」，還有小小老百姓行街(hang gai)和消費(siu fai)，都作了論述。文化生活則由電影談到粵劇(大戲)，也沒有遺漏了本地的電視劇和流行曲(Cantopop)。可是，在寫到high culture(該稱為高級文化，高檔文化，還是高階文化?)的時候，雖說是慘被外界忽視，但除卻兩三個樂團和劇團，也沒什麼特別推介，西九文化區則是個誰也說不清未來該怎樣的計劃，難道香港在所謂high culture這方面真的是這麼空白嗎?
至於此書的第八章，也就是最後一章，才令我想到：如果書名要中譯，該怎樣翻才最能達意?我想，也許應該譯為「在不同世界之間的城市」或「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城市」。事實上，香港雖然已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但卻延續了移交前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質，就是處於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。無可否認，中國和西方是兩個很不相同的世界，文化上有差異，政治上有差異，社會風尚方面有差異，人們的觀念和認知也有差異。香港則是處於兩者之間，對兩個世界的差異能夠理解，但有時也會被兩面都另眼相看，內外不是人。如果要說香港有什麼特別，相信最多人會同意這是香港最特別之處。
此書最後一章提到香港移交當日的活動和景象，提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雨中作告別講話，提到不列顛尼亞號在雨中離港，還有一小段提到移交後接連多日的大雨，不但有風水大師被傳媒問及大雨的吉凶，連本書作者這位回歸學人也要應邀談及天氣與文化的關連。因此，我也知道了為什麼此書的編輯要用我的圖像為這一章作結，因為我畫的就是那時下過不了的大雨。
附帶多提一筆，就是李書在漫遊灣仔那一章，無可避免地論述了一個很多西方人想像中的世界----蘇絲黃的世界。雖然有點現實依據，那個世界畢竟是一個西方作家Richard Mason 筆下的產物。小說在五十年前出版，名稱是The World of Suzie Wong，出書後三兩年間就成了荷里活的電影，在西方世界遠遠比原著更為人所知，也更深入人心。我對蘇絲黃這個傳奇或神話並無太大興趣，Mason 的書沒有看，想不到近年認識的一位外籍朋友卻愛上了這個神話，他寫了一本蘇絲黃後傳，名為For Goodness Sake(看在老天爺份上)，委約我製作一張圖像。去年，也是八月，他電郵傳來兩段文字，要我畫一張長衫美女圖，其中一段文字是美女的姿態、髮式、笑容和背景，另一段描述畫家的手法和畫風。我覺得這宗委約對我來說頗有點挑戰性，因為我還未正經地畫過美女，於是就接下了。畫成後圖像送出去，也是今年四月，收到作者給我的贈閱本。作者本人原是個都市學的教授，他也樂意讓人知道他的身份和背景，只不過用了外祖父的名字Sebastian Gerard寫小說。他在這本小說中頗有些關於香港這個城市的觀察和論述，尤其是他特別感興趣的本地廣東佬的天下，他稱之為Cantoville，也就是港島西環到中環一帶，他寫那一帶看來特別有感覺。小說中的主角，就是因為在Cantoville的文武廟附近一間小畫廊見到一張長衫美女圖，於是開始探尋蘇絲黃。我本來與蘇絲黃風馬牛不相及，卻因為這個鍾情蘇絲黃的作者想到找我去畫他想要的圖像，竟造就了我和蘇絲黃的一筆因緣(不是姻緣)----For goodness sake! 他把圖像放到小說的封面，非常當眼，相信他覺得很滿意，該是夢寐以求了。不過，我仍然要坦白說，畫美女實在非我所長。

Newsletter

Newsletter (12 April 2008) – Fong & Yeung Studio
A Realist's Reality
– An Exhibition of Fong So's Paintings and Prints
Paintings: A retrospection of the decade after 1997
Prints: Illustrations for books
Venue:
Lobby Gallery, Chung Chi Colleg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(Chung Chi College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Shatin, N.T. - University station by KCR)
Opening:
14 April 2008 (Monday)
The exhibition will continue to 9 May 2008 (Friday).
Opening Hours:
Monday – Friday 9am – 5pm
Saturday 9am – 1pm
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
Enquiries: 28098140
92202202
通訊 (12/4/ 2008) – 楊方創作室
本色酣舒紙墨中
──方蘇設色水墨及版畫展
繪畫: 十年來的港人港事
版畫: 書籍插圖
展場:
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 大堂展覽廳
(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-- 九鐵大學站)
開幕:
2008年 4月14日(星期一)
展期至2008 年5月9日(星期五)
開放時間:
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
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
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
查詢: 26098140
92202202

自拍看多了，也看看自畫

----方蘇
(2008年3月10日<信報>文化版刊出)

網上慾照的事件，閙了個多月，全城沸沸揚揚，近日總算稍為告一段落。事件火爆時，在傳媒的報道熱賣之下，茶樓食肆、街頭巷尾，到處都議論紛紛，連新春期間朋友碰頭，也會出現什麽“疑似藝人”、“疑是自拍”的話題。有一次我漫不經心，從“自拍”竟然說到“自畫”，隨即有人打趣說：“好哇！你就畫自己赤條條、正處於那種特殊狀態的四級畫像，我替你放到網上去，看看有什麽反應。”
這位朋友的打趣，大家不以爲意，我也是一笑置之。其後，我想想自己畫過的自畫像，也想到很多畫家所畫的自畫像。的而且確，我見過的自畫像中，一本正經的居多，處於特殊狀態的也有，但朋友所說的那種“四級狀態”，也許有人畫過，可是我孤陋寡聞，未曾見過。
一本正經的自畫像暫且不說，只從自己的印象裏翻尋屬於特殊狀態的例子。
先從一些眾所周知的名家說起：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達文西和米高朗基羅都有自畫像傳世。米高朗基羅在Sistine Chapel的壁畫，《最後審判》的其中一部分，畫了一位聖者手提着一張鬆垂的人皮，據説那張人皮的面目就是米高朗基羅的自己。果如是，那應是屬於特殊狀態的自畫像了。
在米高朗基羅前後，很多畫家曾經把自己的面目畫到各類圖像之中，尤其是歷史圖畫或聖經故事的圖像。少年勇士大衛戰勝哥利亞，是很多畫家畫過的聖經故事。印象之中，不只一個畫家在處理哥利亞時，把自己的面目畫上去。我想這種處理方式應該有特殊的緣故，但始終找不到原因。我猜想是因爲哥利亞這個角色很不討好，畫家為免 “疑似某人”，乾脆把自己畫上去，省卻被指影射的麻煩，也未可知。
近代名家之中，梵高給自己畫過好些自畫像，記得有一張也是處於特殊狀態的。那是他的耳朵被包上綳帶的自畫像，畫了自己割傷耳朵後的樣子。把自己受傷（疑是狂躁自毀）的面目畫出來，這種特殊狀態令人看了感到不安。
另一個驚世賅俗的畫家畢加索，他臨終前給自己描了一幅自畫像。畫中人像不像他自己，完全不重要，但人們看到這張畫像，都不免隱然察覺到畫中人面對死亡的恐懼，那同樣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特殊狀態。
自畫像畫得最多的近代畫家，應該是德國的Max Beckmann。我看過他一本全是自畫像的畫冊，收錄了近百張。他的自畫像，早期的多數是一本正經，愈到後來就愈多屬於特殊狀態的類型，例如把自己畫成馬戲班的小丑，或是一些別有寓意的角色。稍為了解一下他的生平，知道他在兩次大戰時的經歷和處境，也就不難理解他的自畫像爲什麽會有那種變化和發展。
另一個幾乎只畫自畫像的畫家是墨西哥的Frida Kahlo。這位女畫家年輕時因交通意外身受重傷，後來她和畫家丈夫Diego Rivera 的婚姻屢起波濤。身心的不適和陰影，令她畫出了很特殊的自畫像，包括手術、臥病、流產等圖像。她的自畫像有不少裸體，但看了只會令人驚悸。
近代畫家之中，最有“表現癖” 的大概莫過於Andy Warhol，他也有自畫像。雖然他是幾乎公認的exhibitionist，但如果想象他會在自畫像中展示什麽特殊部位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他圖中的人物只是看來有點玩世不恭，更“時髦”的說法是“扮cool”，而且比起他其他的作品已算是相當正經了。
近代有個裸像畫得很多的畫家Lucian Freud，他是精神分析學始創大師Sigmund Freud的孫子。他也畫過自己的裸像，那是他在畫室赤身工作的狀態。看他畫的其他裸像，“寫真度”極高，但給人的感覺往往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沉重。
印象中較有可能被視爲近乎“不雅”的自畫像，我只能想到Egon Schiele的若干作品。這個早逝的奧地利畫家畫過好些自己的裸像，看來是刻意的眉目猙獰，肢體的處理也有驚嚇效果。大概是因爲這些作品，他曾經被個別與他接近同代的人看不過眼，但以今時今日的尺度來説，也不至於要評什麽級別。
我自問還不至於是exhibitionist，但也畫過一些自畫像。畫自己的原因很簡單：我本人就是自己最好的模特兒，既合作，又不用付錢。若干年前曾經展出過的一張是對鏡刮鬍子的半裸寫照。那時我重拾畫筆不久，覺得很多問題難以解答，例如：爲什麽中國畫總是那些題材？怎樣能使中國水墨畫更有現代氣息？中國畫有很多傳統習慣，比如題字和蓋章，我過去覺得是理所當然。我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刻了一堆印章，準備蓋在自己的畫上面。終於有人問我，為什麽非蓋章不可？這個問題我沒法好好解答，於是我絕大多數畫只署名，不蓋章，刻了兩個月的印章全蓋在刮鬍子的自畫像上面，還把印章排成一個大問號。
幾年前，眼睛有毛病，需要動手術。手術之後，我畫了一張自畫像，就畫自己眼睛蒙上紗布的怪模樣。
去年，在畫香港九七之後的十年時，我又畫了另一張自畫像。畫中等待起跑的人，半邊面孔較爲年青，另半邊又是皺紋，又是白髮，蒼老了何止十年。畫題是“等待”，看來是從青春等到白頭。我希望港人等待普選不至於是這個樣子。
除此以外，我還給自己畫過一些其他畫像。總之，一本正經那類的少之又少，但可評級別的也欠奉，即使放到網上去，也不會有什麽反應。至於朋友提議的那種四級狀態的東西，留給其他人去做算了，這種熱鬧不是人人可以去湊的。

New Year

人事與天命
(2008年2月20 日<信報>文化版刊出)
方蘇
大年初一，早上起來，難得清閒，文武廟就在附近，於是就信步走過去看一看。如是者去了好幾年，年年香火鼎盛，但每年在那裏都有不同的感覺，就視乎那年的境況和個人的心情而異。
相信大多數人到廟裏去燒香，都是去求神庇佑。倘若廟裏有籤筒，人們就不僅是去祈福，更重要的是去求籤。幾年來，我每年初一到文武廟去，居然不知那裏有沒有靈籤可求。我只是去看善信，看香火，還會在廟内買束香，給文武兩尊神像上上香。曾經有人問我：既然上香，對神靈所求何事？我答：通常我只是默念“多謝”，並無所求。心想：人應懂得count one’s blessing,還是知足一點好。
我是不拒絕進廟宇但卻沒太大興趣求神問卜那類人。想當年，我仍在學時，母親不在家燒香，但每年正月初二或初三例必到黃大仙廟去拜神，同時會求回來一大堆籤。初一她不去，因爲她說那天去太急速了，初二求得的籤會較靈驗。她之所以求一大堆籤，原因是那時的家中老幼，無論居港或已移居海外，又或者留在國内，幾乎人人有份，而所求的籤，除了每個人的自身，還有工作或學業，然後是家宅、財運，或健康、出洋，等等。記得那時家裏很早就買了一本用來解籤的書，封面有“黃大仙靈籤”、“解籤不求人”等字樣，每年求來的一大堆籤，就用不求人的讀物去自行解讀。曾經有好幾年，由我充當“解籤佬”。
那時我不知是從哪裏學來的技巧，雖然要按書解釋，但卻不完全是照本宣科。我對籤文和提及的古人，總會作點發揮和引伸，上籤不會全說好話，下籤也不會講得太差。即使無法引伸，也可加個塞翁失馬之類的故事，說點禍福相依的可能性。想不到當時我這個無師自通的“解籤佬”，所作的解説竟然頗被受落。後來書讀得越多，和家庭的距離越遠，人甚少在家裏出現，連過年過節也會跑得無影無蹤，於是就不必每年在家解籤了。再後來連母親也移居海外，起行前她說會寫信囘來要我過年時按指令到黃大仙給有關人等求籤，但不知何故她從來沒有空郵下達指令，我也就自此免除了重任。至於我自己，再去黃大仙也不是為自己或任何家人去求籤。
另一處有靈籤可求的名勝是沙田的車公廟。在九鐡還未電氣化時，我只去過一兩次。那時車公廟還是個老舊的小廟，很土氣，但很和氣。我只記得在那裏轉過風車，記不起有沒有籤可求。廟改建之後我再去，只見堂皇亮麗了很多，但卻覺得徒具形相、精神空乏，於是連風車也不轉了，更不用説求籤。
至於我爲何沒興趣求神問卜，我從來也說不清原因何在。對我來説，命運是個太難探討的課題。人們往往既想預知命運會作怎樣的安排，但又心存僥幸或畏懼。貪求富貴和喜樂，擔憂禍害和災劫，這大概是人的共性。我自己的態度是，既然命運那麽不可知， “盡人事，安天命”就算了。
我也同意，隨着年齡漸長，人不免也會越來越認命，越來越相信命運。記得一位大學時代的講師說過：人年輕時，會認爲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；但年紀越大，就會越來越覺得人是受命運支配。聼他說這番甚富人生哲理的話時，他已臨近退休，而我自己也年已半百了。
我自問年輕時也曾有過要改變命運的“妄想”，但後來的認知和想法也漸漸有點改變。因此，雖然我至今仍抱持“盡人事，安天命”的人生態度，但對其他人求神問卜，卻相應地給予更多的理解，少了很多以往那些“何必花這許多時間”或“不問蒼生問鬼神”之類的評語。
2003年沙士疫症期間，我閉門畫畫，當時想到的其中一個意象，就是人們燒香求神祁福的情景（見圖），於是畫了這個圖像。我想，在沙士那種情急境況下，自求多福是很正常的表現。因此，很多人除了注意清潔防疫之外，大概還可以做的事就是燒香拜神了。沙士過後，我也去了趟文武廟，覺得人到那裏去給香火薰一薰，疫症好像離開自己也遠了一些。
日前看到報章報道，新春期間，鄉議局主席到沙田為香港求籤，被報章發現籤筒竹籤數目不足。其後還有報道說，廟内籤筒頗多不符合每個96支的正確數目，有些不足數，有些籤號重複。鄉議局巨頭和港府有關官員新春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，此擧已行之有年，屬於例行公事，每年求得何籤，不免會被傳媒報道，成爲城中話題。求得上籤那年，人們多了點喜氣。要是求得下籤，人們不免耿耿於懷。倘若得了下籤那年出現什麽災禍或不如人意的事，之後人們的議論必然更多。籤筒竹籤不足數，難免令人產生各種“遐想”，但願此事只是“意外”，沒有“人爲因素”存在。我的其中一個“遐想”，就是附在文末的這張純屬“搞笑”的漫畫。

Elections - Hong Kong

17換12，五年又五年
(2007年12月20日<信報>文化版刊出)
方蘇
有張畫作，看來有點像四格漫畫，幾個月前曾經展出，來看畫的朋友，對它頗有評説。有人問：“你畫的這個鳥籠，還會使用多少年？”
“不知道，但已經用了十年。”我答：“情況好一點，再用五年。弄不好，換個人進去，就會再多十年、十五年。”
上個星期，特首曾蔭權向中央提交的政改報告，對於這個鳥籠還要使用多久的問題，提供了一小半的答案：“再用五年？太少了！十年？最起碼！”
我打電話給幾個月前問我鳥籠問題的朋友，給了他最新的答案。他問：“你說這是一小半，還有另外一大半呢？”然後，他自問自答地說：“當然是聼由中央決定啦!”
曾特首的一小半答案，見諸他的報告：過半數市民支持2012年雙普選，這個意見應予重視及考慮；但2017年先普選行政長官，有更大機會獲香港大多數人接納。
上述這些言辭，倘若作更清楚的解讀，就是：雖然香港過半數市民支持2012年實行雙普選，其意見應予重視及考慮，但特區政府認爲沒有機會被接納；再推遲五年，到2017年，先普選特首，估計被接納的機會較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“支持”並不等於“接納”。因此，雖説過半數市民（是否等於大多數人？）支持2012年雙普選，但仍要等到2017年，雙普選的一半（普選特首）才更有機會被接納。還有，這個再推遲的一半，也只是有機會在香港被接納，未必能通過中央這個最後關卡，一切仍須由中央拍板。經此解讀之後，自然就得出“五年太少、十年起碼”的答案。
然而，以上的解讀只是表面文章而已，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内容，就是如何有效“化解”香港多數市民對2012年雙普選的訴求。自從2007/08年雙普選被扼殺之後，2012就成了人們爭取的目標，民意壓力會隨着步向2012年而逐漸增加。打壓泛民主派，拉攏建制派，也許可以稍為減緩這種壓力，但卻難以消解市民的民主訴求。因此，以2017換2012，以“或有機會”的特首普選換雙普選，似乎是不太差的緩兵之計，最少可以換取多點時間。
事實上，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問題，九七之前已經閙得轟轟烈烈，九七之後的情況是繼續波濤洶湧。根據基本法，香港可以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，時間最快可以在2007年開始。特區成立十年以來，爭取普選一直是香港社會最主要的政治訴求。2005年，董建華黯然引退，由曾蔭權補上。曾上場之後沒幾個月，特區政府就提出了政改方案。這個名為政改的方案，其實改動微乎其微，對於2007及08之後的政制發展，既無路綫圖，時間表也欠奉。那時香港社會的民主發展目標是實現2007和08年雙普選。民主派陣營爲此發動大遊行，反對特區政府的“鳥籠政改”。曾特府的回答是：你不要我的政改，我們只能原地踏步。結果2007/08年真的是原地踏步。事後有人說，那是大家都得其所哉：中央就是不要你原封不動，特區政府也省了氣力，不必做事。
其實，從特區政府的位置去看，2005/06的那場動作只是把逼近眼前的問題往後推，之後才再處理。如今，2012 的問題已擺在面前，早晚需要對付，而且看來早點動手比晚點動手好，免得被人定了議題，處於被動的境地。更何況，香港政改的問題，最後答案並非香港可以作主，早點把問題交到北京去，大家聼候中央發落吧。但也不要說我完全不辦事，至少我想出了用2017去換取2012的計策。如果這條計策收效，2012的壓力就會消減，大家不必做事，未來五年也可望少點“噪音”。至於2012以後的事，大可套用舊式章囘小説的用語：“且聼下回分解”就是了。
故此，民主派人士批評曾特府這次的報告“無承擔，無方案，無時間表，無路綫圖”，說得完全有理，因爲報告的確是四者欠奉。反之，有特府官員說特區政府並無拖延其事，還振振有詞地說政府之前既有普選綠皮書，現在還有政改報告，這個說法也有其依據。然而，對這份報告說得更尖銳和確切一點，就是政府看來是在誤導市民，以所謂2017“機會較大”要市民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。
在電話中，朋友所作的議論不比我少，最後他說：“你不如囘到老本行去，寫篇政論吧。如有稿費，請我喝茶。”我說：“寫文章，請喝茶，都可以。說到政論，早就有人說我畫畫也像是做政論，你跟我議論的那張鳥籠，我說像漫畫但又不是漫畫，像手卷但又不是手卷，之後有人說它像紀事但又不是紀事，像政論但又不是政論，合起來就是‘四不像’。”
最後，朋友問我：雙普選在2017年先行一半，機會如何？可是，他卻連2017也不樂觀。他說，就因爲“鳥籠選舉”的機制，董建華可以在2002年連任，到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後，中央才考慮另作安排。2005年曾蔭權補上之前，也有人躍躍欲試，但因中央屬意由曾取代，其他對手自動消失。當時還有人希望提名參選，突顯小圈子推選如何不合理，但卻找不到足夠的提名，結果由曾自動當選。今年選特首總算提名多於一人，但仍是由中央屬意的人穩當當選。朋友的結論是，以往十年如是，只要搞點動作，今後十年仍會如是，這樣五年、十年下去，鳥籠依舊，換人不換籠。也許他說的對，但我仍然認爲，即使是2012，也不應該放過。

Elections - Hong Kong

投票總動員
(2007年11月30日<信報>文化版刊出)
方蘇
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在即，投票日之前數天，手提電話接連收到兩個短訊：“……選情嚴峻，今個星期日，12月2日，記得投票，支持……”。之後又有來電，問我是否收到訊息。因來電者是認識甚久的朋友，於是就多聊了幾句。
我說，電子時代，拉票也高科技起來，手機短訊大派用場了。流行於年青人之間的短訊文化（MSM culture），也進入我們的選舉文化領域了。他說，好幾年前就用手機短訊助選了，上一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已經如是，只不過還未發展到有組織、有系統地進行。他說，應該善用科技，實行MSM campaign，與其他拉票活動配合；還說，對手以打組織戰見長，可能早已搞出了配套的選戰短訊系統。
我說，我投票的地區在九龍，港島補選只能作壁上觀。這位朋友也是“九龍幫”，但卻越區助選、拉票。他說，平日見我在港島活動較多，畫室似乎也在港島，因此相信我以港島為家，選票應屬港島。我說，我老巢在九龍，如今工作室也是在九龍。住處雖然搬過幾趟，但選票一直留在老地方。他說，我可以修改選區的登記，把選票搬到港島來。還說這樣做有憑有據，絕非“種票”。
早就聼過“種票”之說，於是問他香港是否已有這種情況。他言之鑿鑿，說早有跡象，在助選過程中，發現有些地址是一址登記了爲數甚多的選民，倘若全是同一住址的居民，實在無法想象該址内裏人多擁擠的情況。因此相信，這些地址的選民，其中應有若干是為了“種票”而登記到那裏去的。
以往，台灣的選舉每每有種種奇形怪狀的“超技術”的事端，如買票、流水席等或明或暗的賄選舞弊行爲。更為怪誕的是有些地方平時空空蕩蕩，幾近無人居住，但到選舉時卻赫然冒出大量選民。當時台灣有個特異的名詞，稱那些選舉時現身的人爲“幽靈人口”。安排這些“幽靈人口”要達到何種選舉結果，不問可知。香港搞選舉比台灣遲，選舉文化的發展，顯然是落在台灣之後。有意思的是，台灣選舉的不少奇形怪狀的情況，也陸續在香港發展，出現了香港的本地版本。
在台灣，不論是過去的國府和黨外，又或者是其後的執政和在野黨派，參與選戰的各方還有一種動作，叫做“配票”，也就是調動擁護自己的選民投票給某一或某些候選人。經過較長時間的經驗累積，據説配票在台灣已發展成一種失誤甚少的“絕活”。香港的選舉制度，尤其是立法會的選舉方式，類似台灣的一些選舉，較有組織的參選黨派當然希望能成功掌握配票這種“絕活”。
11月18日的區議會選舉後，聼另一位朋友提到當日的見聞，其一是票站外的調查（exit poll）。他說，那天他投票後，票站外的調查員問他投票給多少號，隨即把他選投的號碼報囘總部。他說，倘若調查員的手機接上總部的電腦，exit poll 就是即時（real time）的選情，誤差甚少。如果參選的黨派有足夠資源，大可進行票站調查，利用這種即時資訊來指揮配票。當某一己方的候選人已拿到足夠當選的票數，就指揮手上的“鐡票”按號令改變投向。他說，因爲區議會選舉的方式是多數票勝出，所以用不上配票的做法，但卻非常適用於立法會的多議席單票的選舉方式。他說，11月18日區議會的某些exit poll，其中有些很可能就是現在先行測試，為將來的選戰作配票的準備。
聼以上兩位朋友所言，頗有大開“耳界”的感覺。香港的選舉，過去談組織戰較多，今後勢將加上科技戰，而這也是科技時代的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。
這趟立會補選，兩位前政府高官出馬角逐，且代表了兩種對立的陣營和政治取向，戰果令人觸目。因此，除了街頭宣傳拉票活動，還提早在投票日之前數天就先來一波短訊呼籲。我因爲被“誤會”當作港島選民，既收了短訊，還收了來電，要一再説明選票是在九龍。不過，有位朋友聼到我說選票是在九龍，仍未“罷休”，問我倘若選票在港島，會投票給誰。他說，他沒參加任何組織的拉票活動，發短訊、打電話給朋友，是自發的行爲，就因爲2003年7月1日曾經上街，加入了五十萬人的遊行行列。還說，眼看幾年前在“動員”市民上街中串演了這麽重要的腳色的當事官員，如今搖身一變，居然向市民求賜選票，實在是對人們的社會政治認知和記憶的挑戰和嘲諷。
這位朋友的說法，我很有同感。我說，提到七一，若要“秋後算賬”，我的“罪證”也不少。我在2003年7月1日也上了街，不但上了街，還畫了一幅三屏的“七一”場景，其後再加碼，搞成了一個“七一”系列。這個系列的其中一張，展示了一群上街遊行的年青人，有人擧着“大聲公”在高聲呼號。這張畫是整個系列中最激憤的一張，有人看了，說那是“人在幹，天在看”，也可說是“人在吼，天在聼”。記得遊行之時，人群之中，很多激憤的怒吼，就是衝着當時的無能管治和當事官員而發。如今距離2003年才不過幾年，人們的認知和記憶應該仍留存着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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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甸僧人帶來的回憶
(2007年10月17日<信報>文化版刊出)
方蘇
仰光的老城區對着一條大河，河面不算寬，水流也不算急，有渡輪往來兩岸。聼旅館的人說，河對岸沒什麽好看，遊客都不去。就因爲遊客都不去，我偏偏就要去，就當坐渡輪領略一下仰光河的風光也好。
到了渡輪碼頭，大概班次較疏，等船需時。碼頭很老舊，沒有座位，等船的人只能站着，有些依着牆邊或圍欄，還有些就蹲在那裏。
來了一批手戴鐐銬的人，大約十二三個，鐐銬用鐵鏈穿着，串成了一長串。押解的人員也有十個八個，穿制服的居多，但也有幾個是便裝。押解人員一聲吆喝，戴鐐銬的人全都低頭蹲下，旁人則紛紛避開。
我站的地方和那批人相距七八碼，中間隔着好些人。在我旁邊等船的是一個年輕的和尚，看來約二十歲，我進入碼頭時他已站在那裏。他看着我好一段時間，才輕聲地用英語問：“Where from?”
”Hong Kong.”我答道，然後問他河對岸有些什麽？
“Back to the temple.” 他說，大概以爲我問他到哪裏去。
再問他寺廟離碼頭多遠，裏面有些什麽。他說，對他來説，寺廟就是學校。“我進寺廟前從來沒上過學。”他說：“我在那裏受教育，包括英語和數學。”
跟着就來了那批戴鐐銬的人和押解人員。他瞥了那批人一眼，輕聲地對我說：“The government. A bad government.” 然後就往後退開了一兩步。
登船之後，他站到較遠的地方去。靠岸之後，他先走，很快就不見了他的身影。
時維2001年3月，那趟我到緬甸去，逗留了四個星期。由於緬甸很多地方不對外開放，我只能像其他遊客那樣，行程限於仰光、曼德勒、蒲甘和因萊湖。和其他遊客不同的是，我和旅伴認識了幾個當地人，而且我們往往不跟旅遊指南到處去碰，坐渡輪過仰光河就是“不按本子辦事”的例證，而河對岸也的確沒什麽好看。然而，當日和那個年輕和尚相遇和簡短的交談，卻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近距離接觸（close encounter），令我更好地了解緬甸的社會、政治狀況和民情。
那趟旅遊緬甸時，無論到哪裏去，在市場、車站、廟宇、寺院，在城鄉的大街小巷，所到之處，都可以見到兒童嬉戲或流連。爲什麽這麽多兒童不上學呢？人們一般的說法是學校都關閉了，小孩子沒地方好去。之後，我見到不少孩童做小販，或在茶寮當童工，還有些在市場或街頭撿破爛。
有一天在仰光碰上交通堵塞，被困在車裏。當時我坐的車正途經一間學校，剛好是下午放學之前，大批車輛停在學校門外，交通完全癱瘓。“那是權貴子弟的學校，等候的是接放學的車輛。”當地的朋友說：“其他學校都關閉了。”原來，自從1988至89年緬甸出現民主運動和反對派之後，軍政府就不時關閉學校，但權貴子弟的學校則例外。朋友說，私辦的補習學校和幼兒園沒有關閉，但貧苦人家沒能力送子女到那些學校去。在曼德勒認識一個華僑，曾在大學任職，聼他說，大學往往開學之後就開開停停，學生基本上全部“自修”，然後就是考試，如此這般就是學期或學年的終結。
緬甸舉國信奉小乘佛教，到處都見出家人，和尚穿紅袍，尼姑穿粉紅。在寺院裏，更是遍地小和尚，恍如學校。緬甸俗例，男孩都要出過家、當過小沙彌，有些人也讓女孩出家，最少49天。人們認爲，送小孩到寺院去，不僅是學誦經和化緣，而是讓孩子去修煉，通過修煉才能更好地成長。我旅遊緬甸之後，曾經畫過好些緬甸的童僧。其中一張是一個老和尚帶着七八個小徒弟，那是我從仰光到曼德勒途中，在車上見到鐵路旁邊的一個景象；又見過很多童僧在寺院内誦經和在街上化緣的情景，據此畫了一些特寫，還把披着僧袍的童僧畫得有如大石，想象他們通過修煉，他日可成磐石。
在緬甸認識的人，對僧侶都有種敬意。其中有人每隔一段時日就到寺院去靜修，還帶我到靜修的地方去。他說，也有外國人到哪裏去靜修。可是，談到政府，他就一臉不屑的表情。我說，在香港，總會有半數人表示不喜歡政府。他說，在緬甸更多，百分之九十或以上。
近日緬甸出現僧人大舉上街遊行的情況，使人覺得局面已起了重大的變化。僧人遊行的訴求，由要求政府就軍警毆傷僧人一事道歉，發展到要求政府對話，進行經濟改革，以至要求政府下台；還發表宣言，宣佈軍人政府是人民公敵。僧人向來奉行隱忍的生活和處世態度，現時在緬甸卻是被逼上街頭，去求取政治和社會的變革。
見到緬甸僧人上街遊行的照片，數以萬計的僧人，藏紅色的僧袍，浩浩蕩蕩。我隱然覺得，那趟在仰光的渡輪碼頭遇上的年輕和尚，也應在遊行隊伍之中。我想到幾年前的那個小片段，他並不流暢的幾個簡短的英語片語，還有他言詞中流露的那種憤懣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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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字迷信與緬甸政局
(2007年9月12日<信報>刊出)
方蘇
說來有點荒誕，影響緬甸政局的一個重要因素，竟然是數字迷信。
10月3日，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的網上版新聞刊發了一篇有關緬甸政局的論説，作者湯·韋特（Tom White）曾任英國駐緬甸的文化專員，1988年緬甸民運及官方鎮壓時駐緬，對當年的情況有較深刻的觀察和了解。這次他在BBC發表的論説文章，就點出了數字迷信的影響。他的文章提到，當年緬甸軍人政府的頭號人物尼溫，篤信9是自己的幸運數字，因而在1987年9月發行新的鈔票，面額是可以用9除得盡的數字，如45 Kyats及90 Kyats （緬甸元）。韋特還說，緬甸民間也同樣有這種數字迷信，當年民運偏好的數字就是8，因此民運起始之日是88年的8月8日。後來軍人政府實行鎮壓的日期是9月18日，韋特的解讀是1+8=9（也可解讀為18是9的倍數，用9除得盡）。
韋特的論説，令我記起2001年旅遊緬甸時，曾聼一個當地的朋友提及軍人政府的數字迷信，而事例正好就是87年的新鈔面額。45 Kyats 和90 Kyats，實在太匪夷所思了，如果仍然有，不妨就用50 Kyats和100 Kyats （圖）換三幾張。可惜那位當地朋友沒給尼溫政府的“創舉”留下荒誕的物證，我也就無從把這種面額曠古絕今的鈔票收為“藏品”。
韋特還提到，緬甸官方這次也搞了個支持軍人政府的集會，集結人數是98100人。據此可見，雖然尼溫已不在了，如今坐第一把交椅的是丹瑞，但軍人政府仍認定9是幸運數字。
再看這次緬甸政情的演變，軍人政府在8月15日把油價倍增，引發民衆抗議。軍警在9月初毆傷僧人。僧人在9月中開始大擧遊行。官方則在24日警告會採取行動，而9月26日就傳來了鎮壓的新聞。軍人政府沒等到9月27日（2+7=9，27也是9的倍數，用9除得盡）才動手，但卻似乎“放過”了9月25日。
9月25日是什麽日子呢？那是農曆的8月15，那天是月圓之夜。記得旅遊緬甸時，曾聼當地人說過，月圓是他們信奉佛教的人一個特殊的日子，他們常在那天到寺廟去，而且去之前好幾天就要開始準備，例如齋戒沐浴。這次緬甸的軍人政府“放過”月圓那一天，並不是菩薩心腸，更不是要齋戒沐浴，而是早已磨刀霍霍，只等過了月圓，連2+7=9的日子也等不及了。可以相信，無論是習俗還是迷信，月圓那天應該還有諸多禁忌；而才過月圓就立即動手，可見軍人政府決非善男信女，絕不心慈手軟。
緬甸的這種數字迷信，倒令我想到很多其他地方的事例。例如在西方，人們往往認爲13不祥，而香港人則認爲4不好，14也不好，繼而連24、34等等，總之帶有4的數字都不好。於是，近年香港很多新建的高樓大廈都沒有4、13、14、24、34…這些樓層。香港人又因爲8諧音“發”，認定這是幸運數字，於是門牌、車牌、電話號碼、擇日選時、等等，全都要有8字，愈多愈好。這種對8的迷信，影響如今已及於中國大陸，以至連明年2008的北京奧運也選定在8月8日上午8時開幕。
若說緬甸民運偏好的數字是8，原因大概和香港人不同，不是諧音“發”吧。至於緬甸軍人政府爲什麽以9為幸運數字，沒有問過緬甸的朋友，之後也沒有查考過。我2001年到緬甸旅遊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親舅舅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到緬甸去經商，結果他雖然在那裏呆了三十年，卻沒能好好發財，還在六十年代緬甸軍人政變後身無分文地被打發離境。他帶囘來的是一肚子奇幻的故事，令我覺得那地方很應該去看一看。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開始構思畫一個關於亞洲兒童的系列，到緬甸一看，覺得選對了開筆的地方，因爲那裏的確到處都是兒童，街頭有，市集有，城裏多，鄉間更多，而寺院裏則多的是童僧。我後來畫緬甸的兒童或童僧，很多是一張畫裏畫3個（圖）；最多的一張是1個老和尚帶着6個小和尚，連大帶小共7個（圖）。畫3個並沒有特別的原因，倘若有人問我，我就隨口說“三人爲众”，表示多。至於畫7個，那倒是想過的，因爲我認爲7這個數字與佛教有特殊的關聯。中國的佛塔，多為7層，因而常有“七級浮屠”之說。雖然緬甸流行的小乘佛教和在中國流播的不同，緬甸的佛塔也和中國的佛塔很不一樣，不是七級浮屠，但是在緬甸卻有俗例，所有男孩都要出家當過和尚，最少七七四十九天。這七七之數，中國也同樣奉行，如相信人死後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冺，設齋（名為千僧齋），即從佛說。我覺得，以佛家的寬宏和包容，無論在哪裏，7這個數字仍是共通的，是大家都接受的。
提到緬甸政局和數字的關係，又令我想在中國歷史中的一些典故。緬甸軍人政府若然有數字迷信，這些故事應該記取。其中一個和3有關，就是相傳在秦的苛政下，曾流傳過“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”的說法。果然，後來滅秦的主力就來自楚。而提到9這個數字，也令人想到中國四大古典小説之中的《西遊記》，這是因佛教流傳而產生的奇書，全書的結局是唐僧師徒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，終於取得真經而歸。緬甸的民運，大概也要經過多番波折磨難，像《西遊記》那樣，“九九數完魔盡殲”，才能“修成正果”吧；而到那時候，為禍人間的妖魔鬼怪是要被完全殲滅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