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利社會邊緣人，飯票選票難自主
（刊於2007年9月12日《信報》文化版）
方蘇
上星期有則頭條新聞：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伯伯，因偷竊之類的事由被捕，要求法庭判處監禁，以解決開飯的問題。這則新聞，好幾份報紙以頭條處理，其中有大字標題是「為兩餐，搏坐監」。事件見報後，有人問我：「你畫了這麽多老人家，對此事有何感想？」我因此而想到幾個小故事。
其一是有個老婦，住在我的小畫室同一層。我的鄰舍關係可能比一般港人更爲淡漠，多年來沒通姓名，出入見面時只是點點頭，算是打招呼。上星期見到她搬東西，問她要不要幫了她一把，才知她是獨居老人。她說：「老了，沒用了，後生的不肯同住！沒有人要了。」言辭之間，頗有被遺棄的意味。
另一個老婦，在街市旁邊擺小攤，賣點芫荽和蔥蒜。我有天清早見到她獨個兒蹲在路邊吃三明治，綳着臉在乾啃，三明治顯然很不對她的胃口。後來我畫了張一個老婆婆吃三明治的圖像，就是以她的模樣為藍本。之後，有個攝影記者要找我的畫中人，於是到街市看她。她不大會說話，但重複了幾次，說已經八十三歲了。鄰近的一個菜攤的人說：「沒辦法，人老了就是這樣！」還說，是他們給些東西她賣，讓她過日子。看來又是一個被遺忘或遺棄了的老人家。
其三是一位裱畫師傅，我認識他是七年前的事，當時因爲要搞展覽，畫要裝裱，策展人介紹了這位老師傅，聼他説快七十歲了。見到我的畫，其中很多張是畫老人家，他有點錯愕。我跟他開玩笑，說要給他畫張畫像，他說：「老了，沒有人要了。怎會有人畫我們這些老家伙！」後來我估計他大概退休了，沒再找他裱畫，相信他也被人遺忘了，至少我就差點把他遺忘了。
另外還記得有一次餐會，鄰座是位老畫家。他問我畫些什麽，我說畫人。他有點像喃喃自語地說：「我不畫人，又難畫，又難賣。」後來和朋友談到此事，朋友說：「畫人難賣，畫老人更難賣。」他的説法實在可圈可點，不但是人老了沒人要，畫老人也很難找人要。我想到我第一個展覽，四十張展品，近半是畫老人家。我當時的心態可說是為畫畫而畫畫，還未認真想過要賣，只要有展館肯展出就求之不得了。畫展出後，意外地有點反應，官辦的美術館率先購藏了兩張，主題都是老人家，其中有張還跟一些其他本地作品一起到過外地展出，而有意思的則是展覽的引言提到這張畫時頗爲意簡言賅，說是「在混雜的大都會中，髫齡人士往往被逼退於功利主義社會的邊緣。」也就是說，老人家在香港是社會的「邊緣人」。當然，「邊緣人」往往就屬於被遺忘以至被遺棄的品類。
我並沒有完全把老人家遺忘，但對他們的態度自問也相當之「功利主義」。我幾乎每畫一個新系列，總有一兩張以老人家為題材，原因很簡單：把老人家畫進去，能夠突出一些想法和訊息。
幾年前，搬到中區的蘇荷不久，覺得這個老區的轉變很有趣：本來是低矮的樓房，老舊的店鋪，就拜貫通中區和半山的行人電梯所賜，近年此地竟變成了城中一個摩登的去處，取名為荷南美食區，世界各地風味的餐館林立，酒吧越開越多。於是我想不如就地取材，畫畫蘇荷風貌。結果，在找題材時，很快就看中了在荷南美食區的入口處、行人電梯側，每天午後和黃昏之前坐在路邊乘涼的那堆老婆婆。因此，我的蘇荷風貌的第一景，畫的不是此間慣常為人所知的華洋雜處、燈紅酒綠的情狀，而是那批被人忽略甚或視而不見的老人家。我想，香港海域的中華白海豚，因爲是原居民，而且是稀有物種，因而受到重視。眼前這些老婆婆既是這一區的原居民，而且也算是稀有物種，還見證了這一區的變遷，是否應該受到忽視，被人遺忘甚至遺棄呢？
今年初，開始構思畫「特區十年」時，很快又想到要畫一群老人家，而且畫還未畫就先有了題目——「他們會看得見嗎？」畫面中的老人，眼睜睜地看着飛鳥狀的普選標誌，但卻是可望而不可得。按照基本法，香港可以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，最快可以在2007年開始，但2007年雙普選被扼殺了，連2012年也被那些望風而偃的幫閒說是不可能。看來很多老人家也許此生已無法看得見普選了。因此，我想到，與其對老人家高歌「香港始終有你」，倒不如老實點對他們唱「普選始終冇你」。
也許有些鼓吹「寧要飯票、不要選票」的人會說，引發本文的老伯伯只是要飯票，沒說要選票。這種論調只能説是蔑視人的尊嚴，是對人的一種侮辱。說得更淺白，就是有人自以爲是神，選票由他們賜予，飯票也是由他們賜予。他們只是想維持一種局面，由不經民衆選任認受的人去決定衆人的事，包括飯票和選票。
（刊於2007年9月12日《信報》文化版）
方蘇
上星期有則頭條新聞：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伯伯，因偷竊之類的事由被捕，要求法庭判處監禁，以解決開飯的問題。這則新聞，好幾份報紙以頭條處理，其中有大字標題是「為兩餐，搏坐監」。事件見報後，有人問我：「你畫了這麽多老人家，對此事有何感想？」我因此而想到幾個小故事。
其一是有個老婦，住在我的小畫室同一層。我的鄰舍關係可能比一般港人更爲淡漠，多年來沒通姓名，出入見面時只是點點頭，算是打招呼。上星期見到她搬東西，問她要不要幫了她一把，才知她是獨居老人。她說：「老了，沒用了，後生的不肯同住！沒有人要了。」言辭之間，頗有被遺棄的意味。
另一個老婦，在街市旁邊擺小攤，賣點芫荽和蔥蒜。我有天清早見到她獨個兒蹲在路邊吃三明治，綳着臉在乾啃，三明治顯然很不對她的胃口。後來我畫了張一個老婆婆吃三明治的圖像，就是以她的模樣為藍本。之後，有個攝影記者要找我的畫中人，於是到街市看她。她不大會說話，但重複了幾次，說已經八十三歲了。鄰近的一個菜攤的人說：「沒辦法，人老了就是這樣！」還說，是他們給些東西她賣，讓她過日子。看來又是一個被遺忘或遺棄了的老人家。
其三是一位裱畫師傅，我認識他是七年前的事，當時因爲要搞展覽，畫要裝裱，策展人介紹了這位老師傅，聼他説快七十歲了。見到我的畫，其中很多張是畫老人家，他有點錯愕。我跟他開玩笑，說要給他畫張畫像，他說：「老了，沒有人要了。怎會有人畫我們這些老家伙！」後來我估計他大概退休了，沒再找他裱畫，相信他也被人遺忘了，至少我就差點把他遺忘了。
另外還記得有一次餐會，鄰座是位老畫家。他問我畫些什麽，我說畫人。他有點像喃喃自語地說：「我不畫人，又難畫，又難賣。」後來和朋友談到此事，朋友說：「畫人難賣，畫老人更難賣。」他的説法實在可圈可點，不但是人老了沒人要，畫老人也很難找人要。我想到我第一個展覽，四十張展品，近半是畫老人家。我當時的心態可說是為畫畫而畫畫，還未認真想過要賣，只要有展館肯展出就求之不得了。畫展出後，意外地有點反應，官辦的美術館率先購藏了兩張，主題都是老人家，其中有張還跟一些其他本地作品一起到過外地展出，而有意思的則是展覽的引言提到這張畫時頗爲意簡言賅，說是「在混雜的大都會中，髫齡人士往往被逼退於功利主義社會的邊緣。」也就是說，老人家在香港是社會的「邊緣人」。當然，「邊緣人」往往就屬於被遺忘以至被遺棄的品類。
我並沒有完全把老人家遺忘，但對他們的態度自問也相當之「功利主義」。我幾乎每畫一個新系列，總有一兩張以老人家為題材，原因很簡單：把老人家畫進去，能夠突出一些想法和訊息。
幾年前，搬到中區的蘇荷不久，覺得這個老區的轉變很有趣：本來是低矮的樓房，老舊的店鋪，就拜貫通中區和半山的行人電梯所賜，近年此地竟變成了城中一個摩登的去處，取名為荷南美食區，世界各地風味的餐館林立，酒吧越開越多。於是我想不如就地取材，畫畫蘇荷風貌。結果，在找題材時，很快就看中了在荷南美食區的入口處、行人電梯側，每天午後和黃昏之前坐在路邊乘涼的那堆老婆婆。因此，我的蘇荷風貌的第一景，畫的不是此間慣常為人所知的華洋雜處、燈紅酒綠的情狀，而是那批被人忽略甚或視而不見的老人家。我想，香港海域的中華白海豚，因爲是原居民，而且是稀有物種，因而受到重視。眼前這些老婆婆既是這一區的原居民，而且也算是稀有物種，還見證了這一區的變遷，是否應該受到忽視，被人遺忘甚至遺棄呢？
今年初，開始構思畫「特區十年」時，很快又想到要畫一群老人家，而且畫還未畫就先有了題目——「他們會看得見嗎？」畫面中的老人，眼睜睜地看着飛鳥狀的普選標誌，但卻是可望而不可得。按照基本法，香港可以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，最快可以在2007年開始，但2007年雙普選被扼殺了，連2012年也被那些望風而偃的幫閒說是不可能。看來很多老人家也許此生已無法看得見普選了。因此，我想到，與其對老人家高歌「香港始終有你」，倒不如老實點對他們唱「普選始終冇你」。
也許有些鼓吹「寧要飯票、不要選票」的人會說，引發本文的老伯伯只是要飯票，沒說要選票。這種論調只能説是蔑視人的尊嚴，是對人的一種侮辱。說得更淺白，就是有人自以爲是神，選票由他們賜予，飯票也是由他們賜予。他們只是想維持一種局面，由不經民衆選任認受的人去決定衆人的事，包括飯票和選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