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10月20日 星期四

一切都始於...... (作畫札記)








一切都始於...... (作畫札記)

方蘇


*原文刊載於2011年9月配合題為《辛亥百年現代路:方蘇繪畫及木刻版畫》的展覽而出版的畫冊,此處上載於網誌的版本為部份段落的摘錄。

現代中國應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起點,這是大家都會同意的說法。論述辛亥革命的書籍很多,學術著作、普及讀物,多不勝數,絕大多數會從孫中山的生平說起。
一個人的生平,可以有種種方式去講述。孫中山在世時,就曾一再講述自己的生平。1923年,他去世前兩年,曾重訪香港,並應邀到香港大學去作演講,那趟他就講自己的故事,故事開始是他曾在香港受教育,而香港對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。在那趟演講之前二十七年,他也述說過自己至那時為止的生平,當時他是個流亡海外的革命志士,年僅三十,第一次應邀寫自己的自傳,他就從自己所生的世代說起。
我在動手繪製這個水墨和木刻版畫系列時,沒有想過這個系列的起始和終結。我只是一件又一件地製作,起始和終結的問題,我一開首就認為最後自然會有答案:到展示時總要有先後,那排列順序就會定出起始和終結了。我這項目從去年(2010)初開始,第一件作品在去年中出現,最後一件則遲至2011年7月才完成。最後到編製這本目錄時,我認為最簡單而又最自然的順序,莫過於把畫作按史事的年月先後排列,因此這個系列也就從孫中山所說的「晚世」開始。
時維1896年,孫逸仙人在英國倫敦,身份是亡命者,因為他經由香港西醫書院教師康德黎的介紹,認識了劍橋大學一位漢學家,漢名為翟理斯。那時孫在倫敦蒙難之事剛剛結束,他剛從滿清駐英公使館的禁閉中走出來,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革命家。翟理斯教授邀約孫寫一自傳,編入其著作《中國人名辭典》(又名《古今姓氏族譜》)之中。他函覆翟理斯教授,信件內容就是他自己的傳記,一開始就說自己是「生於晚世」。對我來說,要描繪孫所說的「晚世」,最好就是能以圖像顯現當時的黎民百姓的生活面相。我的圖像構思源於一張清末的香港舊照,照片攝錄了香港一處露天劇場看戲的人群。那時香港處於英治之下,割讓香港是1842年,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。我第一次見到這張照片,收錄在一本1970年出版的圖冊裏,出版者是當時的香港博物美術館,圖冊名為《百年前的香港》,按此推算,也就是距今一百四十年前的香港。我處理原圖的辦法是大幅剪裁,背景統統去掉,只截用人頭,重新組合,結果是一大堆頭像,面容各異,表情複雜,擠滿了畫面。此圖背景改用文字,錄寫了孫逸仙的函件其中小部份。在此之前,鑑於大多數使用水墨為媒材的畫人都在畫上題款,以證書畫同源,我卻認為可以另闢蹊徑,書畫分家,於是盡可能不在畫作上題字。這趟既要採用文字,我想也應有點不同,因此我改用淡墨,翻尋手蹟印本,臨摹「孫體」,我只是依樣畫葫蘆,不是寫書法。畫面所見,「孫體」字的盡頭,就是孫年輕時的畫像 (圖版編號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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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武昌起義留下來的視像材料甚少,有之就是起義成事後的若干圖片,多數是裝備簡陋、衣衫粗劣的士兵。為人所共知的一個事實,就是打響革命第一槍的是屯駐武昌的新軍士兵,而新軍是清廷設置的軍隊,因此是新軍士兵起來造反。義軍使用的旗幟,是紅地的十八星旗,十八星代表全國十八行省聯合。當時清政府的湖北總督衙門毀於炮火,革命後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把新建的省議會大樓用作總部。我描繪武昌起義的木刻,把義軍士兵、十八星旗和軍政府總部 (當地人稱之為紅樓)併合在一起,再加上孫中山後來對武昌首義的評述,作為注腳(編號12)。據孫所說,武昌的成功,是「成於意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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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首義之際,孫中山仍在美國奔走募款,他得知起義成功,是在科羅拉多州的典華市 (後譯丹佛)看報紙時見到的。他繼續行程,轉赴紐約,再越洋造訪英、法,然後才乘船返國,先到香港,再北上上海。他抵埗不久,即被各省代表選為行將建立的共和政府的臨時總統。1912年1月1日,他到南京宣誓就職,宣佈成立中華民國。他的誓詞手蹟早已廣為流傳,印在各種書刊內。畫作所見,我在他的畫像一側,臨摹了他的誓詞手蹟(編號1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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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都南京的臨時政府,為時僅三個月,由1912年1月1日至3月31 日。清帝宣統2月遜位,民國臨時總統孫文曾率臨時政府官員到南京明孝陵祭告明太祖。那次祭告活動留下了一些照片,我就用來打稿,繪畫臨時政府。畫面所見,臨時總統孫文居中,身旁是他任命為陸軍總長的黃興,其他內閣總長不必逐一細數。背後門樓上刻着「明孝陵」三個大字;臨時政府的公告和宣佈的臨時約法,也以大標題顯現;還有民國最早通過使用的五色旗也是背景一部份(編號16),五色旗一直到1928年仍是民國國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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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,孫中山在重訪香港時,曾應邀在2 月20日到香港大學去作演講。他對出席的聽眾說,他從前在香港讀書,教育是來自本港,並直言其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。他那次演講有很好的照片留存,就是演講後在大禮堂 (今陸佑堂) 外的集體照 。我至今為止最大的一件木刻,就用這張照片為底本。因為場景較大,我的畫面只截取了正中央那三分之一,僅有照片中較近孫中山的那些師生才能收入畫面 (未能收入的諸君子,只好在此向他們致歉) 。我的木刻只加了一件照片上沒見到的實物:大禮堂上的鐘樓(編號2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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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父母那代人說,他們小時候上學讀書,背誦《國父遺囑》是例行公事。這份遺囑,現在臨摹在畫作上(編號23,遺願)。因畫面空間及構圖的考慮,並未抄錄全文。1924年底孫中山到北京,汪精衛跟隨北上。最後孫臥病,除家人以外,准許隨侍病榻的人為數甚少,汪是其一。孫的遺囑由汪寫成或筆錄,由孫簽名,再經多人列名證明。因遺囑由汪精衛執筆,故此畫面上臨摹的也就是「汪體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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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對峙」(編號26) 是以一串圖像去概括一段相當長的歷史,繪畫的內容是國共或蔣毛兩造長期敵對的狀況。畫面一分為二,一邊紅,一邊藍。左邊紅色再分三截,呈現毛澤東三段時期:由下而上,先是毛被稱為「赤匪」的江西時期 (上世紀三十年代初) ,之後是中共在內戰 (1946-49)取勝之前,再之後是毛由建政到去世那廿多年。右邊藍色也分三截,呈現蔣介石三段時期:由下而上,先是孫中山在世時蔣隨侍其側(1925之前),之後是抗日戰爭(1937-45)勝利在望時的委員長,再之後是退守台灣後的國府首領(1949-197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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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,要用兩張木刻版畫作這個百年系列的終結:「等待」(編號34) 和「阿拉伯之春」(編號35) 。因為兩者都是很近期的事,所以不必細作解說。兩圖的文字都有來歷,留待觀眾仔細咀嚼。完成了這兩件作品之後,我很喜歡《蘇薇姬之歌》和茉莉花。
結束這篇作畫札記之前,還可以講點小故事。
第一則故事,我用來回答開始這個系列之後經常被問及的問題:「你這計劃是怎麼搞出來的?」答案是:「就從一次閑談開始。」那是去年(2010)初,幾個老友碰頭,多數早在大學時經已認識。茶酒之間,有人感嘆:「轉眼已是2010年,來年就是2011年。一百年了,還是這種樣子!」無須解釋,大家都知道他說什麼,那趟閑談就變成了啟動這個百年項目的前奏,並且開始就我提出的打算製作一個水墨和木刻系列交換意見,尋找資源。之後,好幾個參與閑談的朋友就成了這個自發的辛亥項目的成員。
那趟初步討論的結語很簡單,就是孫中山留下來的名句:「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須努力」。後來我繪製這個系列時,刻了兩個印章,其一就錄下了孫中山此一名句,不過我的印章去掉了「革命」和「同志」這四個字。這兩個印章,我用來做水墨畫作的壓角印鑑。
另一則小故事,聯繫到我對少小時候一位師長的感情。他名叫何俠,人如其名,確有俠者之風。那時我住在廣州,認識他時,我才十歲,而他已是七十開外。我們初見的地方是廣州一處展覽廳,我正在看畫描稿,引來他的注意。他後來引導我認識一些畫人的作品,主要是開創嶺南畫派的先輩高劍父的作品。再之後,我移居香港時,他寫信引介我去見嶺南大師趙少昂教授,我因此得以成為趙教授門下弟子之一。趙教授早年學畫於高奇峰,高奇峰是高劍父的弟弟。我跟隨何俠時,因尚年少,對他所知不多,只知道他曾是軍人,早年在孫中山身邊做過事。何師並不繪畫,只寫點書法。他給我看收藏的字畫,讓我臨摹。他家裏有一小幅題字,是孫中山書贈,掛在書室內。我去年翻找舊物,竟然找到他寫給我的一封信,那是老人家四十五年前的手蹟了 (插圖6)。
離穗來港多年之後,我才知道高劍父 (1879-1951) 絕不尋常的生平。原來他1906年在日本學畫時加入了同盟會。1911年廣州的反清起義,他是一隊志士的領軍隊長,失敗後曾避居香港。辛亥之後,他成為現代中國畫大師,提倡「新國畫運動」,創立嶺南畫派。關於「新國畫運動」,他有句格言,我極有同感:「筆墨當隨時代」。
(此一畫冊的內容包括:整個系列35件作品的彩圖;年表及作品編目;雷競璇撰寫的專文;五十多個歷史人物的小專;方蘇的繪畫札記及參考書目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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